而宪法作为组织法恰恰是宪法最为原初和持久的特征。
[47] （三）争取农民权利 中国共产党清楚地认识到：农民问题，在无产阶级领导的世界革命，尤其是在东方的民族革命运动中，占一个重要的地位。[52]因此可以说，现在阶段之中，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土地问题的急进的解决。
不仅因为智慧，而且自杀与文明的进步还有着密切关系，自杀的增加，随着文明进步而与之为正比例。李大钊等人的人权思想逐渐发生变化，人权概念被注入新的内容，个人本位的人权概念开始向社会主义的人权概念转化。在1919年11月23日发表的《非自杀》一文中，毛泽东对自杀问题明确表示排斥的态度，认为：自杀在伦理学、心理学、生理学、生物学，都无位置，故各国刑法有禁止自杀的规定。李大钊谈道：最近有了慰慈先生在本报发表的俄国的新宪法、土地法、婚姻法等几篇论文，很可以供我们研究俄事的参考[24]。中国则不然，父母的命令，和子女的意志完全不相并立[8]。
在山东和广州，大部分是工人。在北京，参加这些新团体的大部分是学生。[20]参见张庆福主编：《宪法学基本理论（上、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07页。
[64]参见[英]戴雪：《英国宪法研究导论》，何永红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106页。[29]相比于法的创制的视角，法的适用的视角更符合法源的原初含义。进而，将此法律规范适用于个案的活动才具有司法裁判的性质。所以，在考察宪法与法律的关系时，不能从法律的内容与宪法的相似性来作出判断，而应当从制定或修改宪法以及法律的程序和效力来判断两者的关系。
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规范材料不能被用于司法裁判，而是说它们在司法裁判中不得作为裁判依据，而最多只能扮演裁判理由的角色，起到增强判决说服力的效果。一方面，法的渊源不完全等同于法。
所以，制定法、判例法、习惯法既是法（法的类型），也是法的效力渊源。而宪法部门虽可以说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具有主导地位，但这里的主导指的是宪法部门在内容上的重要性程度相对较高，而不是指宪法部门的效力要高于其他法律部门。在此基础上，就可以对当代中国宪法的诸效力渊源和认知渊源进行定位，并有效地与合宪性判断活动可能运用到的其他宪法性材料区分开来。[1]韩大元：《建构中国宪法学的学术话语体系（代序）》，载韩大元、林来梵、郑磊主编：《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与方法：2004-2009》，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此外，宪法学界对于宪法渊源的概念及其类型虽然存在主流见解，但并非没有争议，围绕特定宪法材料是否属于真正的宪法渊源甚至存在截然对立的观点。所以最高法院按照法定程序颁布的司法解释就属于我国法的认知渊源。[13]概言之，这种主张并不反对主流观点，只是认为宪法渊源不仅包括宪法的表现形式，也包括宪法的内容来源。西方国家主要以司法渠道为主，而中国并没有在形式上建立宪法的司法审查机制，合宪性审查主要由立法机关来负责。
在笔者看来，造成目前这种局面的原因或许更多在于第三种情形，也就是讨论僵局。而裁判理由是为了提高裁判结论的正当性和可接受性所运用的其他材料。
不同于普通法律，宪法是共同体的基本法秩序，具有（建构）政治统一体与（创制）法秩序的双重任务。[26]如果持此立场，法的渊源概念就是冗余的，因为没有必要在法或法的本质之外独设这一概念。
此时，国家政策已成为合宪性审查依据的内容来源之一，构成宪法的认知渊源。制宪权本身不是一种实定的法律权力，而是一种创造法秩序的政治权力，立于政治与法的交汇之处。如某项习惯在民法典颁布之前可能只是裁判理由，但在《民法典》第10条出现之后就可成为裁判依据的内容来源。国家政策没有得到宪法的一般认可，但宪法第115条对此作了个别认可。调整同一类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一般被归为同一法律部门，同时兼顾是否对该类社会关系采取相同或相近的调整手段。但是，由于先例本身受限于案件事实类型，所以它不太可能像立法条款那样进行一般认可。
[27]这种理论尽管大体可以自圆其说，但不具备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也可以说，法的渊源为司法裁判提供了裁判依据，而其他材料至多只能只能成为裁判理由。
（三）法的渊源与法 上述二分法可以很好地厘清法的渊源与法的关系。两者的区别在于，前一个序列都属于法的形式的范畴，而后一个序列都属于法的内容的范畴。
[44]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提出‘宪法相关法的分类概念在逻辑上是不通的。在我国官方语境中，经常使用宪法相关法的称呼。
[31]这种理解缺乏法律上的规范性意义和足够的区分度。[3]法理论主要研究对象就是基本法律概念（对此参见雷磊：《法理论及其对部门法学的意义》，载《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3期）。尤其是以下三类材料，经常被误列为宪法渊源。在法的创制的立场看来，法的渊源就是有待立法选择以创制法的素材。
两者的区别也体现在：《宪法》是我国根本大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但即便认知渊源在适用上具有优先性，这种优先性的根据依然在于效力渊源（制定法）的规定本身。
另一方面，认知渊源本身只是提供了裁判依据的内容而非效力，所以必须与效力渊源结合在一起才能提供完整的裁判依据。从2004年至今，中国宪法学界连续召开了十六届宪法学基本范畴与方法学术研讨会，但没有一次将宪法渊源列为主题。
[56]宪法典，就是制宪权及立宪行为的产物。另一种是隐性的方式，即司法过程中的合宪性解释。
效力渊源是裁判依据（规范命题）、乃至整个裁判活动具有法律效力的必要条件。进入专题： 宪法渊源 法理论 合宪性判断 。（二）法的渊源的类型 在逻辑上，裁判依据的来源包括两层意思，即裁判依据的效力来源于哪里，以及它的内容来源于哪里。所谓后端，是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备案审查工作中的合宪性审查。
此时，裁判依据的效力来源依然在于制定法（第10条），而内容则来源于该习惯。[13]参见肖蔚云、宝音胡日雅克琪、魏定仁：《宪法学概论》（第2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页。
因此，它反映的是一种尊重宪法位阶的法伦理原则。后者如《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55条规定，住宅用房的租赁，应当执行国家和房屋所在城市人民政府规定的租赁政策。
没有任何实在法载体的宪法原则（作为一般法伦理原则的宪法原则）、宪法法理和宪法学说，尽管对于中国的宪法实践具有重要的思想和政治指导意义，但在宪法的法律化适用过程中只能扮演裁判（实质）理由的角色，用以增强合宪性判断的说服力，其本身并非合宪性判断的依据。[14]例如参见莫纪宏：《宪法学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9-120页。
